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精神”孕育、形成的历史

——社科专家述论红色精神百年史（摘选）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20期刊发丁德科教授、王昌民研究员撰写的《红色精神百年史述论》。全文共七部分，约4.3万字。本网摘要刊发。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陈独秀和李大钊编辑《新青年》，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筹备新民学会起，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开始了救国救民道路的寻求，开始了真理的探索。这种寻求与探索，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思考自己的问题”，得出了“结论”——“走俄国人的路”，为中国的革命找到了方向。这种寻求与探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为“五四运动”的发动作了舆论准备，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五四运动时期的寻求与探索，是共产党人熔铸精神体系的开端。共产党人精神体系的各种精神，称之为“红色精神”。“红色精神”名称的由来源自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他把帝国主义及国内买办势力统治的区域称为“白色区域”，把代表各买办势力的地方政权称为“白色政权”，而把共产党领导的区域称为“红色区域”，把红色区域内的工农武装政权称为“红色政权”。红色是鲜血的颜色，是生命力的象征；红色也是共产党旗帜的颜色，是革命的象征、先进性的象征。于是，人们就把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称为“红色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党和红军的日益壮大，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孕育了十种“红色精神”。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孕育形成的“五四精神”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算起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第二阶段是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划分，我们认为，“五四精神”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孕育形成的红色精神。

1．早期共产党人对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对中国的争夺愈演愈烈。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北洋政府腐败无能，种种卖国行径，使中国逐渐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救亡图存成为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和爱国学生的自觉行动。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他以《新青年》为阵地，从事旨在唤起“多数国民之自觉”的新文化运动。《新青年》引导青年接受民主思想，脱离封建文化思想的束缚，因而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的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打倒孔家店”的思想革命；二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文学革命”。针对康有为等人掀起的尊孔思潮和袁世凯大搞尊孔活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写了一系列文章，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李大钊以进化论为武器，对孔教进行了批判；陈独秀把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教斗争，引向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结合起来。他反复论证了旧礼教、旧道德与民主政治是完全对立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为中国伟大的历史转折——五四运动的到来，作了极为广泛而深刻的思想发动。

2．五四运动掀起的反帝爱国高潮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使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表现出鲜明的爱国、救亡、反帝的特点。1919年5月4日的天安门集会、东交民巷请愿、火烧赵家楼、痛殴卖国贼的一系列行动，形成了五四运动的高潮。到1919年6月，上海各界人民发起了声援北京学生的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从6月5日起，上海工人举行声援学生的罢工，罢工工人约六七万人。随后，北京、唐山、汉口、南京、长沙等地工人也相继举行罢工，许多大中城市的商人举行罢市。斗争如燎原之火蔓延全国，扩展到二十多个省区、一百多个城市。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的范围，成了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斗争的主力由学生逐渐转向工人。

3．早期共产党人为党成立作的思想、理论和组织准备

李大钊早在“五四”的前一年起，就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三篇重要文章，这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真正在中国开始传播。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创办了《每周评论》，初步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重点宣传俄国、法国的革命和殖民地的民族革命。1919年4月，《每周评论》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摘评。在1919年5月和11月《新青年》第6卷第5、6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正是在“五四”期间，由他主编的《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刊载了马克思、列宁等人传略，发表了介绍俄国革命和建设的论文和通讯。这些文章宣传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原理。

五四运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和学者，翻译、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陈独秀也在“五四”之后，写了大量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他提出“改造中国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观点，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5月，他和李达在上海组织了第一个公开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在五四运动中，英勇地出现于斗争前沿的是进步学生，他们起到了先锋作用。中国工人阶级则以自己特有的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的革命精神，成了运动后期的主力军。由于在斗争中亲眼看到工人阶级表现出来的伟大力量，“‘五四’运动中有一部分学生领袖，就是从这里出发‘往民间去’，跑到工人中去办工人学校，去办工会”，这些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在五四运动推动下，在李大钊、陈独秀带动下，全国各地纷纷创办先进刊物，形成研究组织和政治组织。毛泽东领导湖南长沙新民学会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于1919年7月14日创办了《湘江评论》，1920年9月，又创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周恩来于9月领导天津青年学生组织了觉悟社，并于1920年ｌ月创办了《觉悟》杂志；恽代英也在“五四”之后，在武汉出版了《互助》和《武汉星期评论》，董必武、陈潭秋在1920年10月也在武汉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山东的共产主义者王尽美、邓恩铭也于1920年9月在济南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正是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活动的基础上，1921年才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4．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

五四运动在政治上反对封建专制，要求自由民主；在思想上反对封建旧礼教、旧道德，提倡思想解放；在学术上反对迷信盲从，反对八股、教条，提倡科学精神；在文化上反对文言文、八股文，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毛泽东同志认为“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毛泽东同志精辟地指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1989年春天，中国学界开展了“五四精神”的讨论。学者们认为五四运动有两大主题：一是启蒙，一是救亡。启蒙在于反对封建主义，救亡在于反对帝国主义；“五四精神”有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两大主题主要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两面旗帜主要体现了进步精神。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论述，结合党史学者的主流观点，五四运动是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精神”是爱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和进步精神。

二、建党初期形成的“红船精神”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召开，由于会场遭到包围搜查，被迫转移。1921年8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胜利闭幕，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参加会议的13位代表平均年龄28岁，他们代表了全国50多名党员。就是这样一群青年知识分子，只有50多人，连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不看好的“小党”，依靠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依靠着组织的凝聚和团结，依靠着广大工农群众和先进知识分子的支持，竟然有着卓越的组织力、顽强的战斗力和广泛的号召力。“红船”，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并向中国大地广泛播撒，从此燃起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红船”，标志着共产党人的信念之坚定，创业之艰难，象征着共产党人精神之航帆足可劈波斩浪、无以阻碍、勇往直前。“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习近平同志认为，“红船精神”“集中体现了党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之源”，“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

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首先提出“红船精神”的概念，并把其内涵界定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这一界定，足以表达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有着坚实的阶级基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科学的理论基础，有着丰沛的精神源泉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

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把井冈山作为立足点。1928年4月，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的部队到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由此产生了“朱毛红军”。毛泽东同志与朱德同志以“敢闯新路”的英雄气概和敢打必胜的革命信念，领导井冈山军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把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考，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必胜信念，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9年12月，红四军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以“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主题，毛泽东同志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使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从而开创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原则和“党指挥枪”的建军纲领，在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极其深远的意义。

1993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视察井冈山时指出：“井冈山精神有丰富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井冈山精神尤其要弘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精神；第二，矢志不移、百折不挠的精神；第三，艰苦奋斗、勇于奉献的精神。”胡锦涛同志的概括符合革命历史的事实，也符合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逻辑。“实事求是”体现了毛泽东同志从当时革命形势的实际出发，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敢闯新路”就是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城市之外，以农村为中心建立革命根据地；“矢志不移、百折不挠”反映了红军坚定理想信念，粉碎了国民党的五次围剿；“艰苦奋斗、勇于奉献”体现了井冈山斗争的艰辛和共产党人的精神风貌。

四、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形成的“苏区精神”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下井冈山后转战赣南、闽西，经过一年半的艰苦斗争，开辟了中央苏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如火如荼，遍及全国12个省、约150个县的广大地区，建立了一个又一个革命根据地，即苏区。至20世纪30年代前期，影响甚大的苏区达13个，其鼎盛时期的面积共约40余万平方公里，辖人口3000万，形成星火燎原之势。中央苏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关键时期，是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一片神奇土地。

党史研究专家认为，“苏区精神不仅仅是中央苏区的精神”，“应当是代表当时所有苏区的军民用鲜血和生命所铸就的革命精神”，中央苏区只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面积的1/5”，但是，“苏区精神”的概括还是“立足于中央苏区”。“井冈山精神”与“苏区精神”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两个阶段历史地形成的两种“精神形态”，“既有各自的个性特点，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前者的核心特点是“敢闯新路”，后者的核心特点是“执政为民”。“两种‘精神’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两个区域的人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集中体现了那个时期形成的革命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深刻凝聚了广大军民在战斗、生产、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理想、意志、情感和价值观念等。”

2011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8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习近平同志的讲话显然是突出了“苏区时期的特色和个性”。

五、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形成的“渭华照金精神”

1928年5月爆发的渭华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震撼西北波及全国、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大起义。这次起义是在中共陕西省委、陕东特委的领导下举行的，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为前敌总指挥，许权中为军事顾问，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东到少华山、西至临潼东、南至秦岭北麓、北及渭河两岸，方圆200多平方公里，拥有数十万人口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的武装起义，先后建立区村苏维埃48个。渭华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革命的第一枪。作为西北地区武装割据的伟大尝试，推动了渭北革命运动的发展，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渭华起义的重要策源地——赤水职业学校，是陕西党团组织的建立地、革命思想的生发地、革命力量的聚集地与发展地。

1932年8月，刘志丹和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了西北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照金革命根据地。在发展的鼎盛时期，红色武装割据区域扩展到两省14县，为后来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是毛泽东建立红色政权的理论在西北地区的第一次具体实践。刘志丹同志曾经说过：“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所以，在当时有“南有瑞金，北有照金”的说法。照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是渭华起义的继续，是秦东地区党的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形成革命思想文化的重要史实依据和载体。

“渭华照金精神”是刘志丹和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照金革命根据地和陕甘以至西北革命根据地革命精神的历史积淀，是陕西早期党史思想文化的结晶，是革命历程中表现出的理想信念、路径抉择、思想维度和风格特色。其丰富内涵可以概括为：“爱国为民、教育引领、务实求真、快乐奋斗。”“其核心理念是坚定地创业创新。”

六、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时期形成的“百色精神”

1929年12月，在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威震南疆、彪炳史册的百色起义在百色这片红色的土地上爆发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红七军、红八军脱颖而出，他们创建了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近150万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百色起义前后，邓小平同志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正确地分析形势，以非凡的胆略、耐心的作风和灵活的策略，开展了大量制定民族政策、掌握地方武装、恢复党的组织、发动各族群众的工作，为举行武装起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为后来的民族工作、对旧军队的策反工作、对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百色起义所创建的百色精神蕴涵和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所培育的崇高精神风貌，百色精神是一面旗帜，是一块丰碑，是一本生动的教科书，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百色精神的丰富内涵：一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二是坚定信念，立党为公、勇往直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三是敢于斗争，不畏列强的爱国主义精神；四是艰苦奋斗、迎难而进、无私奉献的精神；五是团结协作、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始终不渝的革命信念，是百色精神的灵魂。”

七、处在中国革命艰难困苦时期形成的“长征精神”

从1934年至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历时两个寒暑，纵横10多个省，跨越万水千山，终于实现了从东南到西北的战略大转移，胜利走完了长征路。工农红军的整个长征路，经历了三种艰难困苦的斗争：一是应对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的军事斗争；二是经受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红军战士饥寒伤病折磨的严峻考验；三是与党内博古、李德冒险主义和张国焘分裂主义的路线斗争。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批判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指导思想及其军事指挥，改组中央主要领导，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伟大转折。遵义会议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体现了共产党人顾全大局、勇于纠正错误的求实作风。遵义会议精神丰富了长征精神的内涵。

毛泽东同志对长征的伟大意义作了充分阐述：“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2006年10月22日，胡锦涛同志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伟大的红军长征，培育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红军长征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弘扬伟大革命精神的胜利。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谱写了豪情万丈的精神史诗，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八、中国共产党发展巩固时期形成的“延安精神”

从1935年到1948年，延安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党中央在延安制定了党建设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制定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制定了抗日战争的战略和策略，形成了陕甘宁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总格局，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大后方。

党中央在延安的13年，经过大生产运动、延安整风、延安文艺座谈会、精兵简政、减租减息、“七大”召开等标志性活动，孕育了延安精神。党在延安时期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延安精神形成的理论基础”。“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群众路线”等经典概念成为延安精神的核心内容。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后，延安和边区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经济状况十分恶劣。国民党对边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使延安和边区陷入异常严重的困难境地。面对饥饿和生存的威胁，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畏惧和退缩，奋力开展大生产运动，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咬紧牙关，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努力自救，最终战胜了困难，赢得了最后胜利。在抗战的八年中，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始终是八路军坚持敌后作战的战略总后方。中共中央在延安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和鲁迅艺术文学院等院校，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和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优秀人才，极大地提高了延安地区的文化层次，使延安成为当时中国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区域，成为培养抗战干部和人才的革命熔炉。党中央在延安开展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军事活动，为全国的解放，为解放区的发展，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发展和经济建设积累了许多重要经验。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延安精神有如下内涵：“一是为崇高革命理想自觉献身的精神，崇高的革命理想是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二是紧密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核心；三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是延安精神的基础，也是延安精神科学性的表现；四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延安精神的特色；五是民主、团结的精神。民主、团结是延安精神的生命；六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延安精神的支柱。”“延安精神的核心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学者们认为，在延安的13年里，与延安精神孕育的同时，还孕育出了抗大精神、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愚公移山精神。这些都是延安精神丰富内涵的一部分。“延安精神最早是以上述五种精神为基础，经过毛泽东对之进行理论上的系统概括和总结，使之融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形成的。”

九、抗日战争时期在沂蒙山区形成的“沂蒙精神”

沂蒙山区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共“一大”代表、山东党的最早组织者和领导者王尽美，就是沂蒙人。在他的影响下，一批批优秀知识分子、有志青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通过各种形式传播马克思主义。沂蒙山区早在1926年就建立了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革命活动，曾爆发了闻名全国的日照、沂水、苍山等武装暴动，打出了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旗帜，掀起了革命的波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沂蒙地区党的组织和八路军先后在这里创建了滨海、鲁中、鲁南革命根据地，谱写了沂蒙军民革命斗争历史的新篇章。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八路军第一纵队、新四军、华东野战军曾长期在这里转战。刘少奇、罗荣桓、陈毅、徐向前、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工作和战斗过，这里成为华东和山东解放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在革命战争年代，英雄的沂蒙人民不仅用红薯、煎饼、小米、奶水养育了几十万人民军队，而且为人民战争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热血和青春。“沂蒙母亲”“红嫂”“沂蒙六姐妹”“孟良崮战役”等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沂蒙人民跟党走、不怕牺牲、英勇献身的事迹，人民群众支持革命军队的万丈豪情，军民鱼水关系孕育了“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

“爱党爱军”表达了沂蒙人民热爱党、热爱解放军、热爱祖国、热爱沂蒙的高尚情操；“开拓奋进”概括了沂蒙人民追求进步、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先进思想意识；“艰苦创业”概括了沂蒙人民不畏艰难、艰苦创业、建设美好沂蒙的英雄气概；“无私奉献”展现了沂蒙人民为国分忧、舍生取义、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精神风貌。

十、全国革命胜利时期形成的“西柏坡精神”

1948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为了适应即将领导新的国家政权的需要，党中央于1948年的“九月会议”作出决定，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组织纪律性，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摸索通过普选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权组织形式；动员全党学习管理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探索和积累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共同进行新政协的筹备；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

1949年3月，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奋斗牺牲之后，已经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前夜，执政问题已经摆在全党面前，面临着继续探索和创新的任务，建设新中国已提到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于是，党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上所作的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毛泽东同志正确地估计了革命胜利以后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地向党内提出了警告：“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同志语重心长地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揭示了西柏坡精神形成的时代背景，他的分析和结论则成为西柏坡精神的理论根据。

关于西柏坡精神的核心内容，有学者认为是：“戒骄戒躁的谦虚态度，锐意进取的奋斗作风，保廉戒奢的自律品格，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有学者则认为，“探索、创新是西柏坡精神的核心”。其内容包括四个方面，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进取精神；严守纪律、军民一致的团结精神；实事求是、立国兴邦的创业精神；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自律精神”。学者们对“西柏坡精神”的概括有一致的地方，也有观察重点不同的地方。前者强调了“忧患意识”，后者强调了“探索和创新精神”。

反复研读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可以看出，两种概括虽不同却并不矛盾。从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来看，确实应该把“探索和创新精神”作为核心；从党的思想作风建设来看，还是要有“忧患意识”，要善于学习，保持优良作风。正如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指出的：“西柏坡精神，继承了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以及其他革命精神，并有所发展，突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通讯员 张统宣 王振文）